1956年，全国新闻界思想活跃，父亲积极推行新闻教育变革。1957年他写就《新闻学原理大纲》，引起全国新闻学界与新闻业界强烈反响，各地争相邀他讲演，为他1957年“反右运动”被戴“右派”帽子埋下伏笔。“反右”时，他很少在家里或子女面前提起外面发生的事。我最小，才7、8岁，他把我保护得很好。但我从家里时而紧张的气氛，以及父母偶尔的交谈中，可察觉到父亲愤怒和压抑的情绪。他对报纸上那些批判他的文章似乎不是太在意，他在意的是有些文章恶意扭曲事实、违背良知，或有其他动机。对北京甘惜分教授对他的激烈批判，当时他当然有情绪，更多是有些不屑，倒不是什么“敌意”。印象中1957年他从北京开完会回家，情绪不好，有些沉默，话少了，但他在家里从不讲这些事。即便不开心，他在家也从不发火，母亲脾气也好，两人不吵架。我已上小学二年级，小孩敏感，隐约觉得学校宿舍马路上别人会关注我，但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家里有很多报纸。我记得是在报上看到消息，点了父亲的名，才知道他被打成了“右派”。我也不问，只是心里知道。他打成“右派”后，家里生活条件马上就差了。他是行政降三级，工资对折。家境抽紧，曾想辞了保姆，但保姆很忠，不肯走，仍在家照顾我们。最后是在五十年代末“三年自然灾害”前夕才回了扬州。陈老总说，毛主席非常遵守纪律。在中央苏区后期，他被撤销了对军队的指挥权，我去看他，问他有什么想法，他什么也不说，口可紧咧，真是守口如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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