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真是总理肚中无话吗?当然不是，在会场上，在向领袖汇报时，在对“四人帮”斗争时，在与同志谈心时，该说的都说过了，他觉得不该说的，平时不多说一字，现在并不因为要撒手而去就可以不负责任，随心所欲。总理的办公室和卧室同处一栋，邓疑超同志是他一生的革命知己，又同是中央高干，但总理工作上的事邓疑超自动回避，总理也不与她多讲一字。总理办公室有三把钥匙，他一把，秘书一把，警卫一把，邓疑超没有，她要进办公室必须先敲门。周总理把自己一劈两半。一半是公家的人，党的人，一半是他自己。他也有家私，也有个人丰富的内心世界，但是这两部分泾渭分明，绝不相混。周恩来与邓疑超的爱可谓至纯至诚，但也不敢因私犯公。他们两人，丈夫的心可以全部掏给妻子，但决不能搭上公家的一点东西；反过来妻子对丈夫可以是十二分的关心，但决不能关心到公事里去。总理与邓大姐这对权高德重的伴侣堪称是正确处理家事国事的楷模。诗言志，为说心里话而写。总理年轻时还有诗作，现在东瀛岛的诗碑上就刻着他那首著名的《雨中岚山》。皖南事变骤起，他愤怒地以诗惩敌：“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但解放后，他除了公文报告，却很少有诗。当真他的内心情感之门关闭了吗?没有。工作人员回忆，总理工作之余也写诗，用毛笔写在信笺上，反复改。但写好后又撕成碎片，碎碎的，投入纸篓，宛如一群梦中的蝴蝶。除了工作，除了按照党的决定和纪律所做的事，他不愿再表白什么，留下什么。瞿秋白在临终前留下一篇《多余的话》将一个真实的我剖析得淋漓尽致，然后昂然就义，舍身成仁。坦白是一种崇高。周恩来在临终前只留下一叠白纸。“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就无我，我复何言哉?不必再说，又是一种崇高。汽车间边上，有块空地，就在厕所外面。父亲在那里种花、种菜，有黄瓜、茄子、土豆、山药，收成还不错，省了不少家里开支。汽车间那段日子生活，父亲很快活，家里往来的人也多，大多数是我哥哥和我的同学。我高中就读复旦附中，有三位非常要好的女同学，她们是市区考进来的。“文革”期间家长都被打倒关起来了。她们多住在西区淮海路那个角落，我在五角场复旦，大人都不在，我们一家家串门轮流住，有时一张床睡几个人。父母给她们生活费，开始自立。父母虽然倒了霉，却是我们最快乐的一段时光，无人管束。为了省车钱，我们常常从淮海路步行到外滩，再搭公交车回复旦。“文革”后，有的当了电视编导，有的出国伴读，最后都移民了，一位留在美国，一位在澳洲，这两位都很有文采，擅长与我父亲对诗。去英国的老友后来回到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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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动手能力很强的王兴兴，因为零花钱不多，便开始用家里的各种边角料来做手工，王兴兴还因此自嘲道，“所以我对降成本很在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