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真是总理肚中无话吗?当然不是，在会场上，在向领袖汇报时，在对“四人帮”斗争时，在与同志谈心时，该说的都说过了，他觉得不该说的，平时不多说一字，现在并不因为要撒手而去就可以不负责任，随心所欲。总理的办公室和卧室同处一栋，邓疑超同志是他一生的革命知己，又同是中央高干，但总理工作上的事邓疑超自动回避，总理也不与她多讲一字。总理办公室有三把钥匙，他一把，秘书一把，警卫一把，邓疑超没有，她要进办公室必须先敲门。周总理把自己一劈两半。一半是公家的人，党的人，一半是他自己。他也有家私，也有个人丰富的内心世界，但是这两部分泾渭分明，绝不相混。周恩来与邓疑超的爱可谓至纯至诚，但也不敢因私犯公。他们两人，丈夫的心可以全部掏给妻子，但决不能搭上公家的一点东西；反过来妻子对丈夫可以是十二分的关心，但决不能关心到公事里去。总理与邓大姐这对权高德重的伴侣堪称是正确处理家事国事的楷模。诗言志，为说心里话而写。总理年轻时还有诗作，现在东瀛岛的诗碑上就刻着他那首著名的《雨中岚山》。皖南事变骤起，他愤怒地以诗惩敌：“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但解放后，他除了公文报告，却很少有诗。当真他的内心情感之门关闭了吗?没有。工作人员回忆，总理工作之余也写诗，用毛笔写在信笺上，反复改。但写好后又撕成碎片，碎碎的，投入纸篓，宛如一群梦中的蝴蝶。除了工作，除了按照党的决定和纪律所做的事，他不愿再表白什么，留下什么。瞿秋白在临终前留下一篇《多余的话》将一个真实的我剖析得淋漓尽致，然后昂然就义，舍身成仁。坦白是一种崇高。周恩来在临终前只留下一叠白纸。“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就无我，我复何言哉?不必再说，又是一种崇高。反复追问间，《人形爱情故事》诞生了。温特森重写了“弗兰肯斯坦”，并由它回溯玛丽·雪莱写下这个人形怪物恐怖故事的前因后果，同时延展出年轻医生利·雪莱见证人工智能科学家维克多进行意识上传和人体拼装实验的现代版弗兰肯斯坦。这是个古老的“变形”故事（原名“Frankissstein”是“Frankenstein（弗兰肯斯坦）”的变形，译名的“人形”也保留了“变形”的暗示），而“变形”代表核心的自我没有形体。玛丽看着雪莱白皙纤细的身体，产生一种“近似真实”的感觉，仿佛他的身体只是仓促披上的一件外衣，为了灵魂来世间走一遭。雪莱和拜伦还在为形而上的话题争论时，玛丽提着酒壶上楼，希望自己能认真想想 “人类是因何种特质同其他生物区分开来？又是什么将我们同机器区分开来？” 工业革命发生后，玛丽·雪莱感知到人类的定义会随机械技术的应用发展发生基础性的转变；当下，温特森察觉到人类各个层面的生命体验都受到了人工智能影响。两种经验再一次在时间横截面上被叠加（同时还有《苹果笔记本》的回声）。利·雪莱想着渴望长生不死和渴望多重人生有什么不同，给自己做几个备份，分头行动再与“那个我相信是自己的我”会和。作为跨性别者，利思考假如我们离开人形，生物学不再适用，标签是否还会存在。如果《人形爱情故事》套娃式故事中的时间也被竖起来，利·雪莱的爱人维克多与他的实验室一起消失时，正是玛丽·雪莱笔下的弗兰肯斯坦组装出的怪物出逃时。

然后，我突然想去上厕所，我跟他说，不好意思，能借个厕所吗？他说，就在那里。我进了厕所，看到洗手台上有12支牙刷。我意识到，这些人就像是24小时住在这里，睡袋里工作。突然有一种感觉，这里就像是中国的HP车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