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全国新闻界思想活跃，父亲积极推行新闻教育变革。1957年他写就《新闻学原理大纲》，引起全国新闻学界与新闻业界强烈反响，各地争相邀他讲演，为他1957年“反右运动”被戴“右派”帽子埋下伏笔。“反右”时，他很少在家里或子女面前提起外面发生的事。我最小，才7、8岁，他把我保护得很好。但我从家里时而紧张的气氛，以及父母偶尔的交谈中，可察觉到父亲愤怒和压抑的情绪。他对报纸上那些批判他的文章似乎不是太在意，他在意的是有些文章恶意扭曲事实、违背良知，或有其他动机。对北京甘惜分教授对他的激烈批判，当时他当然有情绪，更多是有些不屑，倒不是什么“敌意”。印象中1957年他从北京开完会回家，情绪不好，有些沉默，话少了，但他在家里从不讲这些事。即便不开心，他在家也从不发火，母亲脾气也好，两人不吵架。我已上小学二年级，小孩敏感，隐约觉得学校宿舍马路上别人会关注我，但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家里有很多报纸。我记得是在报上看到消息，点了父亲的名，才知道他被打成了“右派”。我也不问，只是心里知道。他打成“右派”后，家里生活条件马上就差了。他是行政降三级，工资对折。家境抽紧，曾想辞了保姆，但保姆很忠，不肯走，仍在家照顾我们。最后是在五十年代末“三年自然灾害”前夕才回了扬州。虽然在盛宣怀处未有收获，梁启超到武汉拜谒湖广总督张之洞时，倒是颇受鼓舞。其不失时机地宣说女学堂由经元善主持，“实可望致大成”，极得张氏“赏扬”，“且言宜分立一小女学堂于武昌”，当与盛宣怀“联衔入告”。梁启超将此情转告盛氏之际，也认为：“此事若得两公大力为登高之呼，则风气之开指日可待。”不过，梁氏毕竟是书生，口头的应允总比固定的拨款容易做到，因而梁的关说，成效也就有限。不管是对是错，传统上，主体的痛苦没有被等同于病人的痛苦。要使痛苦被正视，就必须建立一种语言，让痛苦不但能够被陈述，而且还能被理解：痛苦的语言必须能在公共空间被使用和分享，才有可能作为私人经验被述说。疯子是人，这点无人质疑。但在那个年代，疯子依然被看作丧失权利的人、存在缺陷的人。就我们考察的问题而言，关键在于如何理解疾病本身——对疾病本质的看法远比对病人的看法更重要。看见且处理（精神）疾病带来的痛苦，这个行为本身就是将病人当作主体来对待。疯人院里的穷人们没有受到这样的对待，把他们当作主体还需要社会取得更大进步。然而，在开明医生处就诊的资产阶级顾客们在当时就已经享受了这种待遇。因为对于这个社会阶层而言，精神失常在很大程度上不被认为影响公共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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